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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對浙江茶葉和茶文明的影響

      來源:講歷史2018-08-01 09:10:53責編:桂婷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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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導讀】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隋唐的開展,一直在歷史上有著主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處東海之濱,素有“絲綢之府,魚米之鄉”的佳譽。由于其自身的氣候土壤條件…

      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隋唐的開展,一直在歷史上有著主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處東海之濱,素有“絲綢之府,魚米之鄉”的佳譽。由于其自身的氣候土壤條件十分適宜茶樹的生長,因此產茶歷史持久,名茶甚多。西湖龍井、安吉白茶、顧渚紫筍、天目青頂、婺洲東白等等都是中國茶葉中的上等佳品。而唐代詩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詩:茶》寫道:“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可見,茶葉與佛教有著迷惘之緣。浙江茶葉作為中國茶葉的重要組成局部,更是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浙茶備受佛教推崇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但事先中國人并不了解其實質,而把它與中疆土生土長的道教相混雜。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兵燹戰伐,中原動亂,群眾生活危在旦夕,佛學思想容易為廣闊勞動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則避世以理窮。”佛教開端發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詩人杜牧詩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幾樓臺煙雨中。”以浙江來說,東晉時佛寺的創立就盛極一時,知名的如杭州靈隱寺、玉泉寺、寧波的阿育王寺等吳越國不時大興寺廟,廣鑿石窟造像,雕琢佛經,建造佛塔,特地是首都杭州,蘇東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說,可見當時佛寺眾多,所以,后來就有“佛國”之稱。隨著佛教的流行,它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加,浙茶也開始進入佛教信眾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遭到佛教的推崇,其緣由是多方面的。

      1、坐禪的需求

      自釋迦以來,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禪,“坐禪央求靜坐、斂心,到達心無邪念,萬相皆空。”其姿態要求“大腿疊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頸稍屈于前下方,氣沉于下腹部,靜靜地呼吸,目光散視或集合于某一固定物……”坐禪還要備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蟲叮咬”,禪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難受的是,每天破費九到十五個鐘頭的時間思索同一個問題帶來的那種難以的沉悶乏味”一般的僧侶無法堅持,就連高僧巨匠們也很難支持下去,故尋覓一種既契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弭坐禪帶來的疲倦的飲料也屬肯定,“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驅眠,去煩解渴的功用。”陸羽《茶經》中曰:“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支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對立也。”《本草綱目》也謂其可“去痰熱、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悅志。”明朝顧元慶的《茶譜》則說得更為全面合理:“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浙江茶葉在這方面效果也很獨特,以甌地茶為例,《江逸志》云:“甌地茶,雁山為第一,去腥膩,除煩惱,卻昏散,消積食……”可見,茶葉本身的功能決議了浙茶十分適協作為坐禪的用茶。

      2、延世長生的需要

      僧侶喜歡喝茶,除提神醒腦外,還將飲茶作為養生之道,長壽之法,其實,這是佛教在中國化的進程中,受到道教養生思想影響的因由。道教養生的目的是長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達到這種境地,必需借助一種物質媒介來完成。于是,茶葉成為了最合適的對象。由于道教起先用的金石類藥物價錢高尚,而且十分風險,茶葉卻相對廉價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飲茶習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經七之事》載云:“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水嘉中過江,遇沈臺真,臺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飲茶。永明中,救吳興,禮致上京,年七十九。”經過該則史料強調的便是茶關于臺真長壽所起的作用,即常飲茶有延年益壽之功效。《南部新書》也載有這樣一則故事:“人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一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過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則故事中,僧侶憑飲茶年齡可達到一百一十歲上述記載可說明,僧侶們十分置信茶能延年益壽。日本的榮西禪師以《吃茶養生記》作為其著作的稱號,則更清楚地表述了這一傾向。他在開篇寫道:“茶者,養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壽也。天竺唐上同珍貴之我朝,日本曾嗜愛矣,古今奇特之仙藥也。”正因為如此,僧侶們把飲茶作為每人必修課之一,大多寺院都有專職茶事活動的僧侶。

      3、宗教儀式的需要

      在佛教看來,茶是禪定入境的必備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予,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還常被作為供佛祀品,與宗教活動自接聯系起來。據明代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記敘:“普陀老僧,貽余小自巖一裹,葉有自茸,之無色,徐飲覺涼透心腑,僧言:“本巖歲止五、六斤,專供(觀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斷,當時,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飲用在這一點上,浙茶的文明、社會功能已遠遠超越了它的自然運用與藥用功能,它已成為了溝通人神觀念的橋梁,故有時佛前供茶還會出現所謂的“靈異”,現象。據日天臺宗大云寺主成尋(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臺五臺山記》中記述:“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參石橋,以茶供羅漢五百十六杯,……知事僧驚來告。茶八葉蓮花紋,五百余杯有花紋……小僧(成子自己)實知羅漢出現受人師茶供,現靈瑞也。進一步神話化了浙茶與佛教的聯系。

      4、茶禪一味

      但是,浙江茶葉和佛教的真正結合不只僅在于其自然藥用功能和社會功能,更重要的是,禪宗的出現使佛教與茶找到了相通之處。禪宗考究見心成佛,以心悟道相傳。有一次大會上,釋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問題,只拈花示眾,眾人不得其解,惟有迦葉淺笑會晤,得佛陀心傳。此則普遍傳達的佛教故事表現的正是所謂的“明心見性”,強調自身的領悟。《景德傳燈錄》中也記載道:“吾之法門,先佛教授,不論禪定精進,惟達佛之所見即心成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修心養性在禪宗中有很高的位置,恰恰品茶也需要交詳靜謐的心境,故“飲茶之所宜者十三,一無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詩,五揮翰,六徘徊,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會意,十二賞鑒,十三文憧。”并且碾茶過程中的輕拉慢推,煮茶時的三沸判定,點茶時的提壺高注,飲茶過程中的觀色品味,都倡議清心、靜心。而茶人們也希冀通過飲茶,根除煩惱,提高精神境界這些與禪道中心剛好一致。此外,“茶之為飲,最宜精行簡德之人。是說茶適合于品德優異的人飲用,又標明茶性本儉之意。茶質量固然有上下之別,但社會各個階級都能享用相應等級的茶。一些帝王推行節省之風,特別下詔在他死后選用簡樸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茶飲、干飯、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殺生,不邪淫,不妄語,不偷盜,不飲酒五戒,又有不吃葷過午不食的例規,這正好與“儉”相合。因而,許多佛僧把參禪與品茶并舉,有的甚至以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中道:“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清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分明,在皎然的眼中,只要保持心神清靜,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煩惱,便不是佛心了。同時,禪宗宗旨的“靜心”、“自悟”,也貫徹到了中國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則愈加深上天提醒了茶道本意在于禪的普遍意義,“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燒水、點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為習佛修行之行為。”千利休有這種觀念,這是因為日本佛教來自中國,而禪是中國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義,認為今生水不得解脫,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意“頓悟”。從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種“悟”。所以說,飲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與茶便連結起來了。總之,茶中有禪,禪中有茶,茶味禪味木為一味浙江茶葉是中國茶葉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們的喜愛,成為參禪經常用的飲料,飲茶之風也隨之傳遍了各個寺院。

      綜上所述,可將浙茶的功效歸結成三方面,一是消食、止渴、卻昏、少眠等,這是山茶葉木身所決定的自然藥用功能;二是延年、益壽、養生等,這是在道教思想基礎上幻化出來的精神功效;三是參禪、悟道,這是飲茶習俗在發展完美的過程中社會賦子它的心思功效,是需要自身去體悟的。正是由于這些外在的、內在的緣份,浙江茶葉才得以在佛教中人放異彩,并在這過程中受到佛教的渲染日益發展起來。

      二、佛教推進浙茶的發展

      浙江茶葉種類眾多,名茶少見多怪,有許多更是備受皇家喜愛,成為歷朝貢品。浙茶的發展態勢雖然是在各種要素的剖析作用下形成的,但是,佛教在其中卻有著不可無視的重要作用。

      首先,佛教寺院的興起,為浙茶的快速發展發明了有益的條件。自漢代開始,佛教逐漸遍響中國各地。特別是南北朝以來,佛教發展到了興盛時期,出現了許多寺廟,這些寺廟人多處于名山之中,如普陀山的普陀寺,天臺山的國清寺等而名山勝地,林木蔥郁,泉水清澈,石霧旋繞,煙霧彌漫,濕度極人,特別適宜茶樹的生長。宋代的宋子安在《東溪試茶錄》談到:“……撅土赤墳,撅植惟茶,會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息殊美。”這里實踐上強調了茶樹對環境的選擇,認為名山谷崗,上地肥美濕潤,最適合種茶。同時,自唐以后,寺院經濟日漸興旺。一方面,由于國度政策支撐和官僚地主的布施,寺院具有大批的田產。據《嘉定赤城志》載,天臺、臨海、黃巖、仙居,寧海五縣,民田總數為2628283畝,其中寺觀田為135449畝,占了5%左右。此外,還有大量的山地通過這些田產,寺院積聚了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一方面,寺院還從事手工業、商業甚至興辦借貸業務,謀取暴利。因而,形成了強大的寺院經濟。僧尼的上層人士,不但和世俗地主一樣能享用優裕的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閑暇、更有時間和條件去從事茶業活動。擁有適宜的自然環境,必定數量的資金和充沛的勞動力,寺院運營茶園成為普遍的現象。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擁有的茶地,多由山僧人開拓,其中出名的桃花山,“離縣約百一十里,山多茶田,頗肥美,半屬普陀僧開墾。”,陸羽早年所住之湖州桿山,同樣既是寺院勝地,又是產茶盛地,寺僧們長期從事茶樹種植,積累了豐厚的閱歷,故寺院生產的茶葉多為珍品。《咸淳臨交志》石:“茶,歲負見舊志載,錢糖寶石庵產者也,名寶石茶。下天竺香林洞產者也,名香林茶,上天竺自石峰產者也,名自石茶……,又寶嚴院垂石亭辦采茶……,又蓋南北兩山及外七邑諸山大致皆產茶,近日徑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一小缶贈送。”長興縣寺院則生產紫筍茶,“草茶極品,惟雙井顧諸,亦不過各有數畝……,二顧諸在長興縣,所謂古祥寺也,其半為今劉侍郎希范家一切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此外,越洲佛寺所產的口鑄茶,浙江石和縣惠明寺僧人種制的惠明茶,徑山寺僧人種制的徑山茶等。這些都是最初產于寺院的名茶。僧侶們還承當了焙制茶葉的下作,他們的制茶技術較高,“如杭之龍泓者,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僅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寺僧們對茶園的仔細管理和經營,使浙茶品種不斷增多,質量日益提高,各類名茶相繼降生。其次,寺僧們研討茶學,以茶為題材作詩文,也有助于浙茶的發展。

      歷朝歷代不少寺僧是有名的佳人、詩人他們好與文人交往,品茶之余,吟詩作文,遺留了許多與茶相關的名篇佳作。唐代寺僧皎然,就曾寫過不少關于茶的詩作,如《飲茶歌送鄭容》、《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對陸迅飲天目山茶因旅居士晟》,《顧諸行》等,這些詩作不僅表達了其愛茶之情,更是對顧諸茶、天目山茶等浙江名茶做了生動的描畫,對擴人浙茶的傳播和影響有主動的作用。明朝文人詩僧游莫干山,對莫干山茶也有較多的記述。其中詩僧釋圓信在一首詩中寫道:“簾卷春風啼晚鴉,閑情無過是吾家,青山個個低頭看,看我山中吃苦茶。”對茶之深情厚感流露無遺。

      然而,中國歷朝歷代對茶葉貢獻最大的應屬陸羽。他雖非僧人,但從小生活在寺廟,并且與僧人交往親密。陸羽所著的《茶經》,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其中對茶的根源、產地,栽茶、采茶、制茶的過程,以及飲茶、品茶的歷史,茶具的選用等等,都作了系統化、理論化的總結和論述,成為茶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朝以后被稱為“茶圣”、“茶神’,此外,宋徽宗也著有《大觀茶說》,分十二道工序精細論述了制茶工藝。在《茶經》、《大觀茶說》等等的影響下,唐宋以后飲茶之風逐漸普及全國茶葉不僅成了進貢、恩賜的佳品,更是文人雅士的溺愛之物,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內涵,成為文人學士、寺廟高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趨于雅化,一方面,飲茶的茶具文人化,對茶葉、茶具、茶水、飲茶環境愈益講究,將藝術品味和審美情味融入其中;同時,飲茶不僅可借以修心養性,激起文思,參禪悟道,而日也是風雅聚會,文人高僧交流的必備,品茗飲茶的人文內涵遠遠超出了它的適用價值。不僅如此,茶葉也是勞動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備之物,“田閭之間,嗜好尤切。”消耗需求的增加刺激了茶葉生產,在這種環境下,浙茶生長有了更加肥沃的上壤,發展速度自然也日益加快。

      第三,佛教的飲茶活動對當時的整個社會風俗發生了久遠的影響,從而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浙江茶葉及其文化的發展。

      出于佛教本身的需要,飲茶逐漸成為了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國清寺內就設有“茶堂”,并設有“茶頭”,專承茶事活動。佛教寺院中的茶葉一般有三種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蠻甌》載:“覺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此則記載實際上也說明了佛教茶道即寺院茶禮的三個層次,雖儀式繁復,但層次分明。而這種佛教茶道的興起,也在一定水平上影響了社會風俗。

      當時,宋代浙江徑山寺經常舉行山僧徒、香客、施主參與的茶宴,由此而產生的斗茶活動及用沸水沖泡調制的“點茶法”在社會上十分盛行。同時,僧人云游四方,沿途旅店投其所好,設茶飲以待,僧人一飲,過路商客也這般,久而久之,便成為沿途店舍必備之物。“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各種茶庵、茶肆、茶寮也應運而生景。景縣寺觀大都附茶庵,如惠泉庵、順濟庵、鮑義亭、浮盧庵等。《夢粱錄》中所記杭州茶肆更是方式多樣。此外,中國佛寺實際上是公共關系場所,是商販們做生意和藹男信女燒香拜佛之地,每個佛教節日也是百姓出游的好機遇。在這些節日里,僧人們提供的飯是齋飯,飲料也自然不能是酒,而是茶了。他們還組織特地的茶湯會,《都城紀勝》石:“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在這里,飲茶成了人們溝通的紐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們相互之間的聯系和往來,有助于社會的開放諧和和。總而言之,佛教的飲茶活動具有強者的社會功能,在這種功能的影響下,浙江茶葉不僅有了寬廣的發展市場,更重要的是,浙江茶文化有了更深的內涵,這正是浙江茶葉發展不可缺少的內動力。

      可見,由于佛教僧眾社交廣泛,既與上層社會保持密切關系,又與平民階層接觸屢次,因此,其影響面非常廣。他們積極參與栽茶、制茶、飲茶,更使飲茶習俗浸透到社會各個角落,不僅接收了統治階級、士大夫的參與,并且很快涉及到民間。唐朝時,已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為開門七件事之說,茶葉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浙江茶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步步發展、昌盛,并在中國眾多的茶葉中獨具異彩大放光芒的。

      三、浙江茶葉及其文化隨佛教向外發展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后,經過中國的消化、吸收,逐漸成為了中國化的佛教。因而,當它向外輻射之時,也帶去了豐富的中華文明,其中就包括浙江茶葉及其文化。

      中華茶文化向域外傳播,澤被所及,首先是中國邊疆及周邊國家。

      1、向西藏的傳播

      西藏地域,人們日常食物以乳肉類為主,缺少菜蔬,因此,需要一種飲料來消食健體,升清降濁,而茶葉正好具有這種功效。到隋唐之際,隨佛教的發展,茶葉生產擴展,飲茶風也便自然而然地從南到北傳到了邊疆地區。唐朝之時,吐蕃就通過萬市向唐朝購置茶葉、絲綢等物品,這說明唐前期茶葉已傳入吐蕃。另外,據唐《國史外》記載:“初常獸使西養,烹茶帳中,養人問曰:‘何為者?使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諸者,此靳門者。”從這段記載可知,唐朝中期,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飲茶之風也在吐蕃盛行起來,致使達到了“夷人不可一日無茶’的境界。

      2、向朝鮮的傳播

      中朝兩國,山水相連,文化關系源遠流長。在中國商周時期,就有箕子“走之朝鮮”的傳說。公元7世紀中期,新羅結合強大的唐朝,出兵滅了百濟、高句麗,結束了三國分治的場面,一致了半島,爾后新羅與唐朝政府在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關系更加密切。許多新羅人士,包括僧侶來華求學,廣泛進修盛唐文化。當時,唐朝社會盛行飲茶,這些人潛移默化,漸漸地飲茶成為了他們的一種嗜好,從而為日后茶飲在野鮮半島的推行打下了優秀的基礎。到唐朝后期,浙江茶籽就傳入了朝鮮,據載:“朝鮮新羅土興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參見了唐文宗皇帝,受賜浙江人臺山茶籽四解(解:計量單位,一解為十斗,一斗為十升),興德王令種于地理山(今智異山,海拔1951米)海拔100米以下的華巖寺周圍……”朝鮮由此開始種茶。之后,隨兩國關系的發展,天臺宗、禪宗佛教逐漸在朝鮮占了優勢,這兩大宗派的寺院茶禮也對朝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飲茶習俗慢慢推行到了大眾的生活中。

      3.向日本的傳播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其文化深受漢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唐宋之際,諸多留學生、留學僧侶來華求學,他們醉心于唐朝的先進文明,如饑似渴地學習中華文化,因而,當葉傳入日本時,他們學到的不僅是一般的種茶、制茶技術,更能從精神形狀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內涵,而形本錢人的特征。

      日本的茶葉及其文化與浙江淵源頗深,日本佛教是天臺宗,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臺山。天臺山所產之茶在隋唐時就很有名,唐朝陸羽在《茶經》中就有天臺茶的記載。宋明之后,天臺茶就更為風行,許多茶學著作中都可見其蹤跡。明代許次纖《茶疏》中就記有天臺茶。同時,天臺山國清寺既是中國佛教天臺宗的發源地,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動,到了唐宋,天臺佛學進入興盛期,吸引了許多日本僧人前來研習,回國時,他們將天臺山茶籽帶回了日本。

      據載,遣唐僧最澄于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登天臺山,從道邃、行滿學習天臺宗”。行滿曾做過茶頭,因而,最澄在研習佛經的同時,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次年回國時,最澄除帶經書外,還帶回了天臺山茶籽和大量團茶。雖然最澄能否是第一個將茶籽帶回日本的人,各家學者見地不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旱在佘良朝光陰本已有了茶葉。到了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賀的梵釋寺時,“該寺人僧水忠親手煮茶進獻,”天皇飲后大悅,“便命裴內、近江、月波、播磨等地方種茶,作為每年的貢品。”這一方面說明那時日本已開始飲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當時的日本,飲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動,民間尚未形成飲茶的習尚,只不過,由于統治階級的需要和推動,茶業經濟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嵯峨天皇時代興起的飲茶文化,其實是當時遣唐使和學問僧帶回的唐風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當唐朝末期,社會紊亂,日本中止派遣唐使后,日本飲茶文化曾一度衰退自到兩宋。中日交流有了新的進展,浙江茶籽再次被帶回到日本,才促進日本茶葉發展到了另一個高度。這其中,榮西禪師、明惠上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綜上所述,浙江茶葉與佛教相互依賴,相互推動。佛教僧侶的生活需要茶禪一味的內在要求,使浙茶尤為佛教所重視;而佛教僧侶種茶、制茶、傳播浙茶茶種及文化,對浙茶的發展有起了推波助斕的作用,促使其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都有了極高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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