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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盛世下潛藏的三大危機

      來源:講歷史2019-05-20 14:02:06責編:流星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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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導讀】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帝王。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給了一個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了一個民族永遠的名字。漢武帝倚仗祖宗四代先人積累下來的雄厚…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帝王。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給了一個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了一個民族永遠的名字。漢武帝倚仗祖宗四代先人積累下來的雄厚國力,他開拓疆土,徹底解決了匈奴問題,并將漢朝推向發展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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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漢武帝“盛世”之下卻潛藏三大危機。

      一是土地危機。漢武帝作為全國最大的地主,他征收全國的田租賦稅,用來作為官吏俸祿和軍費開支,稱為“天下經費”,由大司農(秦稱治粟內史)掌管。一切山林、川澤、陂池、苑、商市、鑄錢的收入,都歸皇帝私人收入,稱為“私奉養”,由少府掌管。此外,還經常沒收罪人的土地、奴婢做為財產。貴族、官僚有一部分是有高爵的“封君”,他們除享有皇帝封給的租稅之外,還直接買占土地、奴婢。

      原來隨從劉邦征戰過的中下層軍官,由于受到的“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優遇,大部分迅速變成新的地主,成為土地兼并者。至于劉姓宗室,功臣后裔,六百石以上官吏及其族屬,都尉以上軍官及家屬、博士官弟子、鄉三老、孝悌力田,家有車騎一匹的富戶,都享有一定的特權,免賦免徭。

      這些擁有大小特權的群體,經濟勢力自然膨脹的很快。至于一般豪強地主,在輕徭薄賦政策之下,也迅遠發展勢力。他們出租土地,收取十分之五的租,成為“以武斷于鄉曲”的“豪黨之徒”。商人也出來湊熱鬧,所謂“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出現了許多大鹽鐵商,這些貨們囤積居奇,乘時逐利,交通王侯,勾結官吏,操縱谷價,放貸取息,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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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普通農民群眾,五口之家耕種約百畝的小塊土地,西漢田租名為“什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看著不高,實際還有口賦、算賦、更賦,都要出賣谷物變錢交納,折算下來已達到農民年收入的十分之五。終年勞動所得除交納租所剩無幾,還得服兵徭服役。

      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男子要服兵役二年,一年為正卒,守衛都城;一年為戍卒,戍守邊境。服役者的一部分服裝、武器都得自己掏錢置辦,朝廷是不管的。

      當時物價還奇高,比如作為重要生產的耕牛,一頭值千余錢或高達數千錢,馬就更貴了。老百姓必須賤價出賣谷物而用高價買進耕畜、農具和其它必需物品,所以要擴大生產就十分困難,即使維持原有水平也并不容易。

      許多農民在沉重租賦壓榨之下,又加水早災害襲擊,高利貸盤剝,所以往往遭到“賣田宅,子孫以償債”的命運。破產農民為了糊口,不得不依附于豪強地主,變成佃耕農民或傭耕者。郡縣官吏畏懼大家,不敢督責,又要粉飾治績,就把減少的租賦額攤加在尚未破產的編戶農民頭上。租賦愈沉重,逃亡者則愈增多,逐步加快豪強地主兼并土地和人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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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奴婢問題。西漢時官私奴數量很大,官奴婢多來源于被沒收的罪犯家屬,私奴婢主要來源于破產農民。他們迫于賦稅、天災,將自己子女抵押給債權者,無力償饋,結果人就被拉去賣了,變成奴婢。也有被人略賣為奴婢者(屬于綁票一類性質)。

      當時有公開買賣奴婢的市場,所謂“置奴妽為市,與牛馬同欄”。貴族、官僚及一般地主、商人家中奴婢以千百計,被用來從事家內服役、農田生產手使作業,以及其它雜役和販運經商。

      漢代法令規定禁止掠賣人口為奴,主人不得隨意殺死奴婢,殺奴須經官府核準,但規定歸規定,實際上奴婢生命并無保障,往往被殺了也沒人管。隨著破產農民淪為奴婢人數增多,影響經濟發展和朝廷賦稅收入,成為西漢時期的嚴重社會問題。武帝時董仲舒就主張“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過說說也是白說說,沒有任何實際措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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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財政問題。漢武帝統治時期,開始了對匈奴的反擊戰,打仗就是燒錢,戰端一開,花錢如流水,所以軍費開支巨大。漢武帝作為皇帝,肯定要吃好點,穿好點,沒事還要多納后妃老婆,老婆多了就要蓋房。所以從前一一五年(元鼎二年)起,大事修筑豪華宮殿,繼柏梁合之后,又修建規模更大的建章宮,宮中立神明臺,井干樓高五十丈。為了長久享受當前美好生活,漢武帝十分注意身體健康,要求創造醫學奇跡,長生不老,所以尋神仙,求仙藥,也費了大量財物,武帝為了尋求神仙,賜方士欒大僮千人,金十萬斤。此外,旅游、祭祀、給朝臣發獎金和薪俸,都需要大量金錢,每年所需槽糧由漢初的數十萬石增到數百萬石,增加十倍不足。財政開支浩繁,五六十年間積累起來的對富,幾乎全被消耗掉,因此造成財政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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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國庫空乏,大漢經濟官員們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措旋。首先增稅,加口賦為二十三文,并改從三歲起征,將原來自由經營的鹽鐵、釀酒、鑄錢,收歸國有經營,還對舟、車、牲畜都規定了征收捐稅數額。

      其次是發行高面額貨幣。推出皮幣、白金三品等大面值巨額貨幣。為實行這些財政措施,武帝任用當時的大鹽商東郭成陽為大農,大鐵商孔僅、洛陽賈人子桑弘羊為侍中,主管其事武帝雖任用一些大商人為官,打破漢初以來禁止賈人仕宦為吏的規定。

      第三是進行官倒。前一一0年(元封元年),武帝又采納大農中丞桑弘羊的意見,實行平準均輸制度,分遣大農部丞數十人至各郡國設立均輸官,讓他們利用各地繳來的租賦財物,像商人那樣進行轉手交易販運。

      又在長安設平準官,總管全國各地均輸官運來的賦物,除去封建統治集團所需之外,均用來從事官營商業活動,“賤即買,貴則賣,以之營利,說白了。

      第四是賣官鬻爵。賣爵與贖爵是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辦法,因為歷來想當官的人太多了。前一二三年(元朔六年),武帝設置武功爵十一級,低級可以免除徭役,高級可以授予官職,買官條件也大大放寬,甚至用一群羊都能還來一官半職。犯了死罪也不用怕了,只須交納五十萬錢即可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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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新經濟政策實行的結果,大大彌補了大規模用兵軍費開支的不足,和為他本人的宮廷侈奢提供了經濟來源。但與此同時,在兵徭負擔已異常沉重的情況下,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強盛的西漢封建王朝的統治危機,到漢武帝晚年已經開始表現出來。大規模戰爭中的兵役、徭役、賦稅是人民最沉重的負擔。《史記·平準書》記當時征發兵福的情形是:“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干戈日滋……中外騷擾。”加上武帝的財政經濟政策的實行,使人民處境更加惡劣,不滿情緒普遍增長。大約到前一OO年(天漢元年)后,流民愈益增多。前一O七年(元封四年),關東流民已達二百萬口,其中無戶籍者四十萬,大批農民已經脫離了編戶的封建控制,同時在各地又發生了騷動和起義。

      東方的騷動和不安也漸漸波及三輔一帶。在武帝所居的建章官中,據說也發現了刺客。當時長安聚集著許多方士神棍巫婆,宮女和貴族們多信奉巫蠱。正值武帝在病中,寵臣神棍江充因與太子劉據有矛盾,遂訛奏帝疾是巫蠱作祟。武帝命充為使者進行察治,察治結果,據說在太子據床下掘得木人。

      太子沒處說理,恐懼之下乃矯詔發兵誅江充。武帝命丞相劉屈鰲統兵鎮壓,雙方戰于長安城中五日,死數萬人,太子敗逃后自殺。這是前九一年(征和二年)七月發生的事。巫蠱事件增加了不穩情勢,迫在眉睫的統治危機追使武帝不得不考慮對策,以挽危局。

      前八七年(征和四年),漢武帝頒下著名的罷輪臺屯田詔的罪書,也就是自我檢查,表示過去興師遠征是自己的過失,以后要停止用兵取“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的政策,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并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意“思富養民”,任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以提高農業產。又廢除了“告緡”令。武帝作了這樣決策上的重大改變后,也在前八七年(后元二年)死去。

      武帝死后,前八六年(始元元年),少子劉弗陵(七歲)即位,是為昭帝。根據漢武帝遺命,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石單)、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弘羊,共同輔政。基本上遵循武帝罷輪合屯田詔書精神主持國家政務。霍光掌政后,幾次讓昭帝下減免賦役田租,以苑囿土地貸與貧民,削減槽糧數量。這些緩和政策實行的結果,使流離人口漸漸歸還鄉里,使農業生產又有些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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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七四年(元平元年),昭帝死。光迎立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即位,因不受光約束被廢,又立武帝曾孫劉詢(太子據之孫,十八歲),是為宣帝。在經濟上仍執行緩和政策,繼線以公田假與貧民,減口算賦三十錢,降低鹽鐵價。他由于昭、宣時期這種緩和政策的實行,遂使度動搖了的西漢封建統治又暫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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