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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名臣曾國藩的治軍之法

      來源:講歷史2019-05-20 13:25:00責編:流星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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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導讀】曾國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后攻滅太平天國。其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后攻滅太平天國。其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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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雖然打仗不行,但是軍隊管理工作著實做得不錯,這就是后稱贊的他治軍有方的一面。他適合做一個軍隊的具體管理者,但不適合做戰略戰術的指揮工作,他被稱為儒將,如果說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他治軍的辦法了曾國藩在湘車內部,素以"儒風"染人。

      曾國藩是一個頗具理學根的"經世派"人物。他首先是靠研習理學修身養性取譽十林的強調讀書做人須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但他并未因此陷人空疏么虛的境界,反成為具有經世致用思想的典型人物,在湖湘士人中影響尤著。為什久曾國藩以一"猶匹夫"的在籍侍郎出面組建湘車,在他身邊能很快聚集起·批"投筆提戈"的將領以及湘系核心層的其他一次要員,促成所謂"湖湘俊彥明興"的恢宏局面曾國藩以"風云際遇。時或使之,生當是邦,會逢其適"作釋,自謙當中確也道出了個人與地緣時緣關系的真諦。

      總之,以曾國藩組建湘軍為界標的湘系勢力的正式發端,本身就是特定條件下湖湘群惴呼應集結的結果。曾國藩的個人風范止是在與群體風習的諧振中發揮丁倡導、吸引的作用。

      從日常儀態表現看,曾國藩很講究嚴肅持重,縱有詼諧也決不為之所溺。據李鴻章所述他在曾國藩幕府時的親歷之事曾國藩每天總要嚴格地按時與大家一同用飯,"飯罷后,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曾氏"又最愛講笑語。講得大家肚了都笑痛了,個個東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笑不笑,以五個指頭捋須,穆然端坐,若無其事".平時待人處事,則一副深沉莊嚴的樣子和"言必信,行必果"的規矩派頭。這切,都不外乎他"內省"功大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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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統帥們,在戰爭的實踐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學說作為建軍、治軍之本的軍事思想,對晚清及以后的軍事活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 以忠君衛道作為建軍宗旨

      曾國藩繼承了傳統的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的說教。他推崇封建禮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衛封建禮教作為他的建軍宗旨。

      曾國藩的整個治軍方略,都貫穿著他所堅持的封建倫理綱常。他在組建湘軍時,其捍衛封建禮教的建軍宗旨,就在他出師衡州時發布的《討粵匪檄》一文中表達得異常明確。曾國藩十分了解中國士大夫乃至一般民眾的特殊文化心態,針對太平天國獨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維護名教,他說“自唐虞三代以來,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軍之所為,“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吾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他以此來號召那些受封建禮教熏染的士大夫們或從軍,或參戰,或出錢出力,支助湘軍,“以衛吾道”。曾國藩的動員令,確實起到了顯著的效果。一時間那些受封建傳統觀念熏陶的學人士子、農夫山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匯集在曾國藩的旗幟下,成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馬前卒。

      他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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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于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于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于曾國藩一人。其后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并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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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系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于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敵。”

      戚繼光說過,練兵必從軍禮訓練入手,“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為始”。曾國藩十分信服這一原則,他在日記中寫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很明顯,曾國藩治軍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禮”思想貫穿于官兵的頭腦之中,把封建倫理觀念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起,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的關系彌補軍中上下尊卑等級關系的不足,來減少軍中官兵之間的摩擦和抵觸情緒。他說,軍訓之義有二: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營規是指點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規是指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若營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這樣,士兵也就會像子弟對父兄那樣忠義孝敬。對將帥的選拔和培養,曾國藩更是極力用仁禮忠信去進行訓導,使之成為忠將和良將,以無負君父、國家之望。曾國藩還強調,軍營主要是靠將帥的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以影響兵勇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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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還提倡“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他要求對軍隊進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士兵不尊重長官,下級不服從上級,這便是不忠的表現。“信”是處理協調同級關系的準則,曾國藩說,“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將帥之間、兵勇之間能夠相互信賴,遵守信用,彼此團結,同舟共濟。他把“誠”與“信”相聯系,還說“誠便是忠信”,“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作為將帥的行為準則,曾國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鑒于湘軍中普遍存在的驕矜之氣,他對諸將帥還以“謹慎”二字相勉。他諄諄告誡部屬,務必守個“謙”字“慎”字,戒驕戒惰,從而避免打敗仗,招災禍。另外,曾國藩又強調了傳統的“愛民”說,要求將帥對兵勇以“仁禮”相待的同時,還要求軍隊對百姓以“仁禮”相待。他聲稱,“官不愛民,余所痛恨”,“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從曾國藩治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準則在湘軍中的實行,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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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作為戰爭指導原則

      曾國藩所統帥的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其指導戰爭的思想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慎戰”是其基本作戰方針,“以主待客,以靜制動”,在戰略上取攻勢,在戰術上取守勢,是其戰略戰術的表現方式。

      從湘軍和太平軍當時雙方力量的對比來看,湘軍的數量長期不如太平軍,雙方所用武器基本處在同一水平上。出于消滅太平天國的目的,在戰略上必須采取攻勢,由此曾國藩確定了沿長江進軍直下金陵的路線。又慮于太平軍數量多,并占據了武漢、安慶、金陵等要地,其主力又長于運動戰,所以曾國藩認為,湘軍想攻取戰略要地,在戰術上必須深溝厚壘,以主待客,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穩扎穩打。他要求湘軍在包圍堅城后,不應急攻,而應先筑起圍城堅壘,一方面耗盡守城軍隊的糧食,另一方面又以此吸引援軍解圍攻堅,使其“如飛蛾之撲燭,多撲幾次,受創愈甚”。待敵消耗殆盡、疲憊不堪之時,再與之戰,如此就能“成功愈易”。這就被稱作“結硬寨打呆戰”的作戰方法。根據曾國藩“以主待客”、“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湘軍取得了一些列圍城攻堅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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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年12月攻占武漢,隨之占領鄂東各州、縣,實現了保上游、爭要地的首要一著。1854年末開始進攻九江,直至1858年春城中糧盡,守軍饑餓不能力戰而外援又不能至時,才以地道炸開城墻將其攻克。曾國荃于1860年率軍圍安慶,太平軍多次施“圍魏救趙”之計以解安慶圍,曾國藩力主“不必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后壕”。湘軍在安慶城外筑起了前后兩道深壕厚壘,對太平軍的守軍和援軍都不出戰,圍困安慶長達十多個月之久,于1861年9月攻下安慶。在攻克金陵的最后一戰役中,湘軍仍是采取“結硬寨打呆戰”之法。1862年5月,曾國荃率湘軍前鋒2萬人進抵金陵城下。曾國藩考慮到太平軍下游的主力尚完整未損,遂指示曾國荃“以堅守堅扎為主,不必遽圖進剿,不必尋賊開仗”。并要求在整體上實行攻防結合,防中有攻的原則,在兵力部署上分出攻防兩支力量,“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換,乃能保常新之氣”。所謂“活兵”,是指輕兵進剿的游擊之師,以對付太平軍的援軍并掃清金陵外圍;所謂“呆兵”,則指重兵堅守合圍金陵的圍城之師,專以圍困金陵。為防止懈怠,攻防各營經常相互輪換,使部隊士氣能得以維持。金陵圍困長達兩年之久,直到李鴻章、左宗棠所部在蘇南、浙江戰場節節勝利之后,曾國荃所部的兵力日漸增多實現了全面合圍,金陵城內已糧絕力盡,終于在1864年7月19日攻占金陵,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戰略方針得以全部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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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后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后采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采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贊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連毛澤東這樣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早年時也曾有“近人之中,獨服曾文正”的話語,可見對其影響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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